羊城纸贵　雾里花飞

羊城晚报  2000-07-05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０日，欧洲足球大战突然爆发，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７月２日，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羊城晚报》“欧洲杯特刊”抓了“壮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卷入一场身不由己前途未卜的激烈战争中。我当时心情之悲壮，不啻心惊肉跳视死如归。
　　前后也就是一昼夜的时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羊城特刊”这架特种战机就已乘着夜色如一只大鸟轰鸣着腾空而起，把我所有的心事惴惴不安地悬在了半空中。在灯火通明的机舱里，我混迹于一群一个也不认识的陌生的战友或同伙中，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包括我自己。
　　将我绑进这架战机的本次航班副机长周志伟得意洋洋地在我面前面授机宜，像打量砧板上的一块肉似地冲着我展开厨子般的笑容。他对我说，欧洲足球正在闹事，老板告诉我们，《羊城晚报》不能坐视不管袖手旁观，几百万羊城人民希望知道真相希望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所以老板爽快地挪出好几个版面，逮住我等一干人，而我把你抓来义务帮忙，你弄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能为你做什么？我问他。站岗、放哨、敲边鼓或者边路助攻，总之我觉得你很有用，你是个作家，又是个超级球迷，这回你就算……就算是我们临时租借的外援吧。他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边踢边磨合。
　　说完，扬长而去，根本没问问我心里在想什么。我被这个又果断又勇敢又很机智的家伙吸引住了。这人说话办事干脆利索，不兜圈子不玩玄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快速反应能力。等他不由分说连拉带推地将我空投到一个名为“雾里飞花”的专栏战壕里越俎代庖，说心里话，我对他以及他的同事们正在忙乎的行动目标以及这个“雾里飞花”是又爱又恨敢怒而不敢言。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段快乐和痛苦，就这样在欧洲足球掀起的一片大雾中开始了。
　　在十几年前，我就清楚地知道《羊城晚报》是中国最优秀最权威的报纸之一，这家报风严谨信誉卓著的报业集团在我这样的读者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品位和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羊城晚报》的体育版总是在中国的体育媒体界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其影响力几十年来始终能够长盛不衰名闻遐迩真是一个奇迹。
　　在我的印象中，“羊体”阵容里高手如云兵强马壮。
　　８０年代，《羊城晚报》著名的体育记者苏少泉可谓名满天下，几乎是华南体育媒体中的标志性人物。紧接着，以“鬼才”范柏祥为代表的《羊城晚报》第二代体育记者又一次从这里横空出世笑傲江湖，一身绝学鬼斧神工，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诸如“章回体系列通讯”一类的革命性独门绝技。而周志伟这批在名牌大学完成了现代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体育报人，将门虎子全攻全守，得市场化风气之先，生龙活虎充满活力。
　　能够如此英雄辈出才子不穷，《羊城晚报》在中国体育媒体界的鼎足而立决非偶而为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本届欧洲杯开火前夕，我创作的国内第一部足球小说《假球》恰逢此时刚刚脱稿，范柏祥和周志伟在我尚未誊完稿子的第一时间，风卷残云地把《假球》吞进了《羊城晚报》麾下由他俩分任主编和副主编的《羊城体育》，整版进行独家连载。他们办事的速度和效率快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假球》第一期发表后，尽管撞在了如火如荼的欧洲杯枪口上，其反响仍然大得惊人。有好几家报纸和刊物闻讯同我联络，希望我能将《假球》搞几个“精华版”或“压缩版”交给他们同时连载。我虽然受宠若惊可还是婉言谢绝了。我从十几岁出道至今，从未以任何形式干过任何一件一稿多投的勾当。我不喜欢这种做派，最重要的是，我对《羊城晚报》和《羊城体育》的选择由来已久。
　　《羊城体育》因为１９９８年底至１９９９年初那起轰动全国的“陆俊官司”而声名大噪。那是一场一言难尽极其特别的诉讼案。从道义上讲，“羊体”对“假球黑哨”的追捕大快人心无可非议，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证据”因素输了这场官司，其形象反而塞翁失马不黯反彰。发人深省的是，在中国商界和体育界赫赫有名一言九鼎的巨人财团“健力宝”及财团首脑李经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公开出面李代桃僵，替“羊体”出资结案，为“打假”以正视听，这事在中国至少有上亿的球迷耳熟能详。
　　我在内心深处对“羊体”是非常同情非常尊重的。
　　我认为把《假球》交给这样的媒体必将惺惺相惜丝丝入扣，实乃天造地设的巧事和幸事。
　　这正是“雾里飞花”得以浮出海面的最大的背景。欧洲是现代足球的摇篮和皇宫，欧洲“混球”在全世界爪牙密布，一呼百应，四年一届的欧洲杯堪称足球大赛的“顶级峰会”。《羊城晚报》第一流的体育报道军团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对此盛事不可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我主笔的“雾里飞花”专栏是《羊城晚报》欧洲杯特刊中唯一的作家专栏，知道这一点后，我的压力比动力要大得多。６月１０日，我以《伟大的混球》打响了专栏的第一枪，正式投入战斗。
　　被欧洲这只混球狂轰滥炸了半个多月，夜夜蜷缩于“雾里飞花”的猫儿洞里，“我的黑夜比白天多”，披星戴月衣不解带，那段倥偬日子恐怕许多年后我都无法忘记。
　　这是我第一次连续二十天之久在凌晨甚至黎明时分强打精神撰写每日一篇的足球专栏。我感觉其写作强度不亚于一部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如同百米冲刺和万米长跑之间的类比关系，孰强孰弱难分伯仲。
　　那是一段令我百感交集不堪回首的苦日子，像一头转圈拉磨的毛驴，我围着欧洲混球这个圆心不知疲倦地忙得团团转。我不允许自己离题万里投机取巧地敷衍这个专栏，这不是我的作风，也不是《羊城晚报》的风格。我要求自己的足球散文或杂文必须与足球新闻同步同期。这完全是自己在和自己较劲，夜夜看罢电视不歇，确定标题，然后笔走龙蛇锤字炼句，琢磨词藻考究布局，想方设法言之有物字字珠玑———我得说实话，这活儿简直是枯燥寂寞自找麻烦。
　　然而，写了十天之后，我真切地意识到，“雾里飞花”的劳动尊严和工作快乐就在这种枯燥这种寂寞和这种麻烦之中。《韩非子》中有言：“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当我无意中在《羊城晚报》的天空下获得了大批的足球读者，我突然间对之滋生出一股“母校”似的情愫和怀念。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以忘怀的。《羊城晚报》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温暖的驿站，这是上帝对我的赐福。那段枕戈待旦的流金岁月渐渐地远去了，正如加拿大的班廷所讲的：“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什么的过程中。”
　　羊城纸贵，雾里花飞，饮醇自醉，成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