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女性购买物品的集散地，是因为女性易受人影响，跟风和从众心理严重，而网络则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发表意见和接受意见的平台。另外，网上购物会使女性对数字更忽略，使消费成为一种习惯。
  
    另外，据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女性每年化妆品消费额达80亿元，加上服装、珠宝、饰品、汽车等等，市场很大。尤其是在网上购物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下，传统产业和IT产业的珠联璧合将是必然的趋势,也将是企业再一次大展拳脚的机遇。关注电子商务“她经济”的创业企业正日益受到风险投资家们的青睐，一些互联网资深人士则表示：“ 结合媒体、社区、电子商务购物这样一种模式会更有利于长远发展。”
    而对于希望涉足B2C电子商务领域，却因资金的缺乏，不能投入较大成本建站与维护的中小企业，如何跨越建设电子商务网站这一道门槛？在国内专注于互联网基础服务的域名主机服务商美橙互联http://www.cndns.com建议，不妨可以借助一些专门提供完善的网店、论坛虚拟主机服务商，能很好的解决社区与商城架设方面的问题。例如美橙ECSOHP网店系统主机和Discuz论坛主机，建站成本只有千元左右，并能得到美橙全天候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支持。

   据其介绍，discuz论坛系统和ecshop网店系统不但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风靡国内外互联网的网站应用，而且功能强大，管理操作维护非常简便，非常适合刚涉足电子商务领域而想干出一番成绩的中小企业。

同时，美橙互联指出:网站作为一个可以使千万人迅速了解产品的平台，也是一个低成本的产品展示舞台。其本身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载体，它从建站、推广、维护和升级换代都需要有良好的计划，各个环节非常重要，对于企业内部来说，一个好的电子商务网站不仅是一个负责人或者一个负责部门的事情，它更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只有这样，网站才能最大地发挥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网络营销工具的作用，更好地促进自身电子商务基础的应用发展。

电子商务是“她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在实体+网络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的主流推动下，女性经济领域未来会有一批明星企业出现。要想在这场角逐的市场新机遇中博得一席之地，那么，你的企业准备好了么？

——暨感谢当年魄力夺冠的《新闻研究》

作者文前的话：我曾给一家新闻学术杂志当过顾问，两年前写了一篇论文，想寄给他们，一打电话，对方说：“现在收费。别人的文章，一千字八百元，你是熟人，三百元就行了。”我说：“那论文是垃圾怎么办？”对方说：“只要出钱，垃圾也登。”“那岂不是成了垃圾杂志？”对方回答的很干脆：“就是垃圾杂志。”我只好和它分手了。

据朋友们说，全国所谓许多学术杂志都在卖钱，有明码标价，主要吸引那些没有学问，却想晋升职称，获取学位的人。因为晋升职称、获取学位规定要论文，而这又往往和升官有关。那么他们写的是论文吗？是垃圾。一位朋友笑着对我说：“垃圾可以肥田，你熬煎什么。”我叹了口起说：“学术腐败是要误国的。”我盼望知识分子有点斯文，有点自尊；克服学术腐败；真正有一些学术意义上的杂志。

                                                               作者

                                                           2008年元旦

199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浅谈书记管报纸》，发表在《新闻研究》1992年第二期上，后又被收入1996年版的《中国领导科学文库》，题目改为《谈谈书记管报纸》。1996年1月我写了一篇《克服报纸的非党性倾向》发表在《新闻研究》1996年第四期上。后被收入1997年《全国新闻年鉴》。在收入《直面现实说新闻》一书时，题目分别改为《书记应该怎样管报纸？》和《是做党的喉舌，还是做钱的喉舌？》。这两篇文章也分别获得1979—1997年西安市新闻学术论文一、二等奖，都在全国新闻学术界影响较大，但是这两篇文章能发表出来，却有一个艰难的历程。我感谢《新闻研究》的主编和编辑，是他们支持了我，才使我的一点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

伴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各界思想都比较活跃。这种情况在报纸上都有反映。在地方党政领导的报道上也可以看出来。“文革”前，报道地方党政领导都十分谨慎。记得1965年，西安市开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主管宣传的领导，给一位同志发奖的照片，登在西安晚报上，当时就有人说，这是突出这位领导。“文革”中也成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条罪状。这当然是极左年代的产物。但是从1984年后，从陕西和西安市看，从全国看地方党政领导的活动，报道很多。这一方面冲破了以前全国只树立一个人形象的局面，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报道的太滥。领导的剪彩要报道，领导的视察要报道，领导出席一般性会议要报道，——一句话，领导的一切活动，几乎都要报道，譬如有一位省委书记一天下午看了两个小厂，这两个小厂整整准备了三天，但当迎接到这位书记时，这位书记在一个厂只转了一下，未发一言，在另一个厂，说了一句：“小厂也可以做出大贡献”。就被西安晚报作为头条发表。翻开报纸，报纸的头条和其它显著位置大量被他们占有，经济和科技等报道则显得相当逊色。这种情况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新闻界也很为难。我从1984年起，就观察到了这种情况，但不敢写文章批评，直到1990年春，西安市委宣传部和市记协举办新闻论文评比会，我多年的想法，一下子喷了出来，记得宣传部规定是一个周六下午六时截稿，我周六送到一个评委手里，他次日上午八时带到会上后告诉我不能参评，原因是送的“太晚”了。直到1998年3月才有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当时不能参评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写得太尖锐，另一条是我是个一般记者不是领导，怎么能写这类文章。

那么，我在这篇文章里究竟谈了些什么观点呢？我在文章开头就说：一张地方报纸的质量高低、导向正确与否与党委书记的关系极大，书记的政策水平，工作作风，思想境界，胆略气质等，不管愿意与否都会在报纸上流露。书记领导该地方各项工作的进展脉络都会得到清晰地反映。接着我谈了书记领导报纸的四条原则：针对书记领导报纸太虚的情况，我提出书记要管好报纸，首先就要关心报纸，熟悉新闻媒体的特点，从而指导新闻媒体，按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就要求书记经常看报纸，最少看一看文章的标题，经常找总编辑谈话，对报纸的宣传中心，舆论导向给予及时的指导，使报纸能够体现党委领导意图，从方向上与党的中心工作保持一致，一经发现带倾向性问题的苗头，就及时帮助纠正，免得产生连锁反映，对事关重大举足轻重的新闻报道，书记不但要自己亲自抓，还应发挥党委一班人的作用，讨论研究；集思广益，确定报道口径、重点和方式，使报纸充分体现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其次，我提出：书记要管好报纸，就要明确书记和报纸的关系，是党委和报纸的关系，而不是书记个人与报纸的关系。地方党委书记是地方党委的班长，当其代表地方党委的意图去领导报纸时，书记和报纸的关系便是正常的，报纸的公开性决定了这一点的万分重要性，如果书记完全用个人意志或个人私利去左右报纸时，书记则不代表党委的意图，因而也无法实现对报纸的正确领导，书记和报纸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这种关系在实践中有时会集中地表现在报纸是否宣传书记的问题上。认为报纸宣传书记就是体现了党对报纸的领导。反之，不体现党的领导，甚至认为报纸：“失控”。因而书记一般性的活动或仅仅说句话也要报纸上头条，书记召开的一般会议也要见诸报端。这不但不能正确体现党对报纸的领导，反而有损于书记的形象，进而有损党的形象。宣传不宣传书记本人的某些活动，都应该完全从党的工作需要出发，这是书记和报纸工作发生关系时党性原则的一种表现。如果书记把个人好恶带到报纸活动中，那就将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党的新闻舆论阵地变成个人的御用工具，那是十分错误，十分危险的。这里应当明确报纸正常地宣传书记活动与不正常的为书记个人服务的界限。我以为，其界限就在于见报的内容是否具有政治价值和新闻价值，见报稿件内容符合上述要求的便都是党的新闻事业需要的，上报的次数不论多少都是应该的。反之，即使上一次报也是多余的，不应该的。第三，书记管好报纸的关键是管好报纸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是选好总编辑，不是任何一个部长，局长都可以胜任总编辑，总编辑首先必须是彻底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同时必须是具有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新闻有它自身的规律，业务性较强。总编辑的水平不仅表现在个人的业务活动上，更重要的是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能组织各方力量来办好报纸。选好了总编辑可以给书记管报纸省很大气力。第四，书记不仅要指导报纸的正确宣传，还要支持报纸开展正常的批评，正常的批评是必要的，它不仅不会引起不安定，相反，还可以消除隐患。从长远意义上看，是有助于稳定的，有批评是正常的，没有批评才是不正常的，能否开展正常的批评，体现了书记的胆略气魄和民主作风。……对一些确实危害党的事业，性质严重，影响较大的事件，如能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则有助于提高党的威信，报纸的批评是否有权威性，有影响，关键在于书记对报纸的支持。开展批评就不能怕得罪人。被批评的始终是个别的、少数的，共产党人始终和绝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批评不仅要搞，而且应该常搞，社会正气才会上升。如果书记对批评不支持，这项工作就无法搞好。作为一个地方报纸，还存在一个“报喜”与“报忧”问题，“报喜”容易“报忧”难。书记若认为刊登批评稿是“揭疮疤”“报忧”，报纸的正常批评也难以开展。当然，这不是我党的一贯思想，我们党历来是倡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或许还有人以为正面宣传不会出现舆论导向错误，开展批评容易导致导向偏差。不能否认批评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掌握好原则就不会出现导向偏差。批评的数量、深度和时机的掌握也有一定关系，但只要我们科学地掌握了“度”的问题——这个度就是批评对人民利益是否有利，有利的则应批评。掌握了这一点，也就掌握了导向问题。

1990年春，在市委宣传部和市记协领导不准我的文章参加优秀论文评选后，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中国记者》杂志，一位编辑认为我这篇文章“没意思”而不予刊用。我想，新华社的一些同志没有参与过办报，就是他们办报也不受地方党委的约束，他们体会不到一个书记的素质对于报纸的重要性，书记政治思想水平的高低对于报纸的影响，说这篇文章没有价值，也就在情理之中。我不服气，又将稿子寄给了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刊物，一位领导弄清楚我只是一位记者时便说，“这应该是书记们写的稿子，起码应由总编辑写，他怎么能写这样的稿子?”我的稿子又被打入冷宫。我还是不服气，又将这篇稿子寄给了我的同学好友惠金义，他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编采部主任，请他审视这篇稿子。他看后极为赞扬，直接将此稿推荐给山西日报出版的刊物《新闻研究》。这样前后反复了两年，直到1992年4月份《新闻研究》在第二期上予以发表。1996年春，我接到中共中央党校来函说他们欲将文章收入《中国领导科学文库》。“文库”是一部工具书，对象是中高级干部。这样便可以说我的文章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我的那篇《克服报纸非党性倾向》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从1984年就开始酝酿直到1996年才写成和发表。我记得1984年春，西安市莲湖区委副书记张忠孝陪我在青年路办事处采访，中午吃饭时我们还交了4两粮票和0.45元。谁知下半年在采访时，所到之处，不但不交粮票和钱，而且都吃的是筵席。再往后，不但吃筵席而且还给记者送礼。再往后，就送成钱了。到1990—1996年时，情况愈来愈烈，一些编采人员由被动受礼而变成主动要钱、要物，一次性收钱有数百、数千、数万元的，有的人可以说达到了犯罪程度，吃了人家的嘴软，人家叫说什么就说什么，新闻的真实性无法保证。这种情况，可以说背叛了社会主义报纸的党性原则。我再也按捺不住，“愤”笔疾书，我提出有的人把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钱的喉舌，变成了个人的喉舌，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变成了权的喉舌，不实事求是，而且看某些领导的眼色来宣传。我在文中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一些原因。其中，我们这支队伍增长过猛，由原来的2万多人，一下子膨胀到20多万人，没有培训就上岗，难免鱼龙混杂，出现问题。质言之，我认为我们这支队伍是有问题的。有的朋友批评我文章太尖锐。我不敢寄出文章，便去征求中国新闻理论家，我的老师何微同志的意见。他看后中肯地说：“这篇文章还是实事求是的，能写这样的文章是觉悟高的表现，文章是好的。”于是，我把这篇文章送给陕西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尹维祖同志看，他做了个别字的斟酌，送《新闻知识》主编处，这位主编又转副总编辑。副总编辑的意见是，现在报纸是讲党性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不存在报纸非党性问题，而予以枪毙。新华社陕西分社党委副书记杨润本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推荐给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领导同志，这位负责人开始说文章中有不少新观点，新提法，《中国记者》准备用；后来说他们的内部刊物《新闻业务》要用，之后他又来电话告诉我不用了。我又将此稿寄给《新闻战线》的一位编辑，她说：“作为《新闻战线》要和中宣部宣传口径一致，是不敢提出报纸存在非党性倾向这样一个口号的。”我又托惠金义同志转给《新闻研究》主编苗连生同志，不久即被发表。这篇文章被收入1997年《中国新闻年鉴》。

1998年正值思想解放运动20周年，大环境越来越好。问题在于我们办刊物的同志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闻学术文章。现在确实有不少编辑记者在写新闻论文，但不少人是为了评职称或提拔重用装点门面而写的。多是体会之作，太实；多是就事论事之作，太浅；多是人云亦云之作，太旧；有的还系抄袭之作，太浮。过去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新闻理论，部分或大部分不大适用于今天大市场，大经济的时代，所以在新闻学术方面，也要提倡勇于探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要重视对当前新闻实践有指导性的文章。逐步探索出一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闻道路。盼新闻同行们思想解放再解放，写出新闻学术方面的主题重大，立论正确，论证透辟，富有新意的好论文。盼有一个新闻学术活跃的春天。

原载《新闻研究》1998年5期，2007年12月31日修改

    今年六月初《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都大肆宣传“x”现象。这“x”是一个人名, 他在市委一些领导特别关照下，到《西安日报》几年就飞黄腾达,由一个普通群众变为一个党员,变为一个部主任,变为一个副总编辑,具体掌握中共西安市委机关报——《西安日报》的办报大权。据说利用《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短短几年,他就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可报社的绝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这件事,现在的事群众不知道不要紧，只要领导欣赏就行,据说他还要官运亨通管更重要的工作。那么他真的能干吗?

且不说他道德操守,仅就业务水平略说一二。

去年德国足球世界杯中,他写了几篇评论,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一篇叫做“经验主义的胜利”,把一方踢球的胜利，说成“经验主义的胜利”,经验主义是贬义词,一眼就可以看出作者理论水平之差。另一篇评论是“做稀饭的学问”,把球队的每位队员比喻做一粒一粒的米,队长是炊事员。之所以起那样一个标题,是因为那位队长，中文译名中有一个“范”的译音, 作者突发奇想，把“范”变为“饭”,胡诌了一篇文章,逻辑不通。作者还有一篇球评,叫做“球迷的眼睛，富人的屁股”仅从标题看,就粗俗不堪,有伤大雅。反映作者写文章素质的欠缺。

实在说这些文章近似垃圾,冠冕堂皇的登在报上,硬塞给读者,那实在糟蹋了报纸。

那么垃圾为什么能登在报纸上呢?就是因为他既是作者,又是编者,又是审稿的主管副总编——一句话，他有权。只要自己有名有利,哪管人骂,哪管党报的威信受损？

也还是这位“x”去年参与发起纪念柳青《创业史》的活动,给《创业史》以高度评价。《创业史》是图解政治运动的一部作品,并没有多少价值,反映其思想路线错误，连是非观念都不清楚。

就是这个“x”花报社的钱,在全国请了一帮人,为自己抬轿子和吹喇叭。这不知道是谁家的悲剧。这样一个人,堂而皇之地掌握了党报的办报大权,那报纸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更奇怪的是 一些人认为这是好现象,走出了一条《西安晚报》培养作家的道路，称为“x”现象,还想推而广之,真不知一些人是什么意思。

我和“x”虽在一个报社工作,从未说过一句话,更谈不到什么恩怨。提这个问题,是想给有关领导提个醒,你们火箭式提拔这样的人办报,你们放心吗?一眼就看穿这是一种腐败现象,为什么还要给此人更高的官位,你们是以党的政策衡量干部,还是以个人利益衡量干部?那背后的文章只有他和关照他的人才能说清楚，局外人弄不明白。我倒希望不要再有“x”现象,更希望全国的党报不要出现这种怪现象，不要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写于2007年9月5日

仅仅把一些知识分子提到官的位子上，只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国同样不会有前途。我们脑子里不能只有利用的观点，而必须认识到他们就是我们，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生命体。

今年五月二十五日，《西安晚报》登的黄宗英同志的文章《我不再仰望大雁》是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黄宗英提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结论，并未得到社会上普遍承认。知识分子虽有报国之志，但相当多的人的才能仍得不到施展的机会。

尽管一九七八年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科学命题之后，党中央一再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但要被全党全社会承认，看来还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为什么说是一个“痛苦”过程呢？黄宗英同志说的“社会上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思想、民族的劣根性”——这些深深扎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土壤上，毒害人们已久，不少人思想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封建的平均主义，我是“武大”便不允许你成“武二”。现在叫人们普遍承认“武二”，同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决裂，那当然就十分“痛苦”了。

“痛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几十年来有些人手捧“左传”，至今口诵“左经”。过去提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现在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了，左老爷当然也就不舒服了，要他改变观念，确也痛苦。

这“封大人”和“左老爷”的联盟是大雁不能振翅高飞的根本原因吧。黄宗英同志发出感慨，“不再仰望大雁”，实际上是同情、支持、不能忘怀“大雁”的一种深厚感情的流露；也是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种更深沉的带泪的呼喊。我相信这篇文章会拨动一些人的心弦，引起共鸣，进一步注意落实政策，有利于“大雁”的处境。——这是这篇文章意义所在。

我还盼望着著名报告文学家黄宗英同志继续“仰望大雁”，为更多的人“仰望大雁”做出更大贡献。

由国家的路线、方针确定以后，用什么人就会决定事业的成败。特别是今天进入科技的时代，我们不依靠、重用知识分子，我们国家是不会有光明前途的；仅仅把一些知识分子提到官的位子上，只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国同样不会有前途。我们脑子里不能只有利用的观点，而必须认识到他们就是我们，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生命体，以恩赐的观点关心他们，那还是把他们当成外人，他们是不会心情舒畅地搞现代化建设的。所以我们必须“仰望大雁”，报纸要宣传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要宣传知识分子人尽其才的典型。——要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些问题。

原载《西安晚报通讯》1986年7期

关心知识分子不能搞一阵风。上边管，下边抓。上边查，下边才应付。

清风拂面，桃李花香，又是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天。每到此时，不少地方都在会上和报纸上喊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知识分子的口号，着实让人心悦。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回头一看，有的人也不过喊喊而已。知识分子也便灰了心，所以关心知识分子，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有的地方考察干部搞民意测验，规定只允许副科长以上干部参加，教授、副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不能问津，当然中级职称的干部更没有份了。有的地方规定，凡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公事或看病，单位派车，但单位领导们都独霸一车，老婆走亲戚可以用，孩子上学可以乘，专家只能望车兴叹了。有的地方评职称搞官本位，凡官皆有，一般干部业务再熟，技术再高却不那么容易通过。有的单位的领导，规定自己拿奖金大把抓，而正高或副高只能拿他奖金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把专家当成一般苦力。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许多问题，我们每年应切切实实解决几个实际问题。

关心知识分子不能搞一阵风。上边管，下边抓。上边查，下边才应付。中央强调各级党委领导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借着这口风找领导，也许这时能碰上一面。过一阵子，有的领导和知识分子交朋友的观念淡漠了，不要说见不了首长，连首长秘书的门也难以进去。有的部长、局长也如法炮制，知识分子再有好的建议和意见，到哪里去说呢。

不真正解决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那里的知识分子问题是解决不好的。有的知识分子向当地党委或政府反映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有人麻木不仁，不加理睬，这就更助长了一些单位领导更加肆无忌惮的压制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现在中央政策好了，领导要无端把谁打成反革命是不容易办到的。但有的人可以采取恶劣的一手，把有思想、有见地、有水平的知识分子打入冷宫，不让你工作，不让你发挥作用。说不定还打着改革的旗号把国家的有用人才打下岗去。——我们要密切注意这一问题。

关心知识分子不应停留在一人一事地解决问题上。而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从总体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央在政治方面，生活待遇方面对知识分子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应该广而告之和落实。另一方面，我们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造性的制定政策和落实中央政策的细则关心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是给他们创造工作条件，让他们发挥专长。而对于那些本事不大，谋私有术，嫉妒打击知识分子的领导，还是请他们下台。

最近中央一位主要领导人再一次提出科技兴国。所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个事关国家前途的问题。我们应从战略高度关心知识分子。

写于1999年春

    要到英国看孙子，买点什么礼物？买吃的怕坏，不能带；买衣服怕不合身。想来想去，还是买影碟好。便买了动画片《西游记》和《宝莲灯》等一批礼物。

    孙子离开祖国时4岁，现在7岁。还好，还能听懂汉语。碟一放映，喜不自禁，看得津津有味。孙子的小朋友中有华裔，也有英国小孩，听说有好看的碟，纷纷登门。但一看影碟，英国孩子和不懂汉语的华裔孩子，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我住的时间稍长，便有了以下想法：如果我们在制作这些碟时，打上英文字幕，中外儿童一点一滴认识中国文化，更让华裔儿童不忘老祖宗，熟悉汉语，那该多好。

    英国重视儿童生日，这一天往往请好多儿童来家吃饭和看碟片，打上英文字幕，影碟销路会扩大，推动中国儿童片出口。最新获奖的《卧虎藏龙》因为有英文字幕且翻译得地道，在英国放映时场场爆满，有的看一次不过瘾，还要看两次、三次。据说英国娱乐性碟片年可获利20亿英镑，折合人民币240亿元左右。我们是不是也该受点启发？

    说来也怪，中国小孩出国，短短一两年便学会了外语，中国话反不如外国话说得好。让华裔儿童对中国新闻、故事碟片产生兴趣，不忘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岂不达到教育儿童爱中国的目的。据说华裔有5000万人之多，我想儿童至少也有几百万吧。在乎他们，为他们和中国儿童有意识地拍一些新闻片和创作一些碟片，让他们看到祖国山川的秀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博大，人情风味的多彩，从而在他们心上深深地扎上中国的根。这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好事。

    原载《西安晚报》2001年3月30日